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其百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第一时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以兑现竞选承诺。之前TPP对中国的挑战之处就在于其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以及区域供应链重建计划会驱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导致中国被置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边缘。但是特朗普退出TPP的声明，并没有减缓这一趋势，反而会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其百日计划中关于贸易方面的政策，与奥巴马时期“重振制造业”的战略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TPP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支点之一，展现了美国重新塑造国际贸易规则以及争夺亚太市场的决心，并且已经引起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近三年内TPP成员内部的贸易额增长了8%，2016年1-8月，中国对美国和东盟的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幅度分别为3.2%和1.1%，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遵循“追溯到纱”的原产地规则，正在进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力图将供应链全部布局在TPP区域内。而特朗普明确表示，将“结束不平等的贸易，停止不公平进口”，这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市场，将有意识地扼制进口，通过扩大出口来创造制造业方面的就业机会，为其背书的则是“重新签订公平的双边贸易协议”。特朗普的一系列贸易政策方向，势必会加速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那么，此轮全球价值链重构可能会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

一、供应链转移改变区域贸易结构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伴随着中间品贸易量的快速增长，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自然以中间品贸易量的急剧萎缩为主要表现形式，同时导致全球价值链上参与程度较深的经济体贸易额大幅下滑。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为47.7%，意味着国内的生产制造将近一半需要与国外的经济体进行协作，总体上看我国制造业以加工贸易的形式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深。

到2016年7月份，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加工贸易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到28.9%。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疲软导致外需不足，二是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尤其是供应链转移导致外贸企业失去订单，生产动能不足。对于中国来说，全球价值链中的供应链部分正在由中国大陆转向东盟内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如越南、缅甸、老挝、马来西亚等。特朗普希望“将就业机会和产业带回美国”，如果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或者投资限制措施等方式，可能会加速跨国公司进行供应链转移。

二、结构性和周期性并存使贸易结构的变化不可逆转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于中国来说既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周期性主要是因世界经济运行的波动，国际市场上最终需求出现短期变化。比如2015年9月以来国际石油与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反映了国际主要市场需求的疲软，伴随着生产制造活动的减弱，中间品贸易开始大幅下降，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出现收缩，尤其是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供应商数量骤减。如果影响因素仅仅是周期性的，贸易量的波动将是暂时的，会随经济形势的好转而有所回升。但此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开端受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影响，最终将以结构性转移收尾。

结构性因素则是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变迁，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出现变化，这种影响是长期性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不仅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缩减，还面临因粗放型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恶化，中国的生产成本进入上升通道。根据美国波士顿公司刚刚发布的报告，全球制造业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与挪移，各国的生产成本已经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考虑劳动力、电力、天然气等成本，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高达96，美国的成本已经下降到100，全球出口量前25名的经济体中，只有泰国和印尼还处于相对低位，分别为91和83，所以结合运费，美国具备制造业回流的经济基础。全球跨国公司将其产品的生产端从中国东南沿海省份转出，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并不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可逆。

三、中美市场生产与制造角色的互换

此次全球价值链重构特征明显，不仅包括产品不同生产环节的收缩与地理迁移，还包括全球价值链模式的调整。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在布局全球价值链时，从原有的以母国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外围”式离岸(off-shoring)生产为主，逐渐转为贴近母国市场或者消费市场的近岸(near-shoring)生产为主。生产不再是遵循成本最低或者贴近原材料产地，而是出现了两个方向，一是将生产与装配放在离母国市场较近的地点，以图缩短供应链，强化对生产的控制力度，减少外部冲击的影响力，比如2011年日本海啸造成供应链中断，导致全球生产瘫痪；另一个方向则是将生产与服务更贴近客户，跨国企业能够通过更敏捷的供应速度与更强的定制能力响应客户需求，强化供应链的弹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我国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上升，购买力增强，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快速成长。2015年美国苹果iPhone手机在华销售额占其全球销售总额的36%，甚至超过了美国市场的24%；2015年中国汽车生产与销售量均超过2450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说明我国对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能力增长迅速，我国正逐渐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靠拢。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开始重视我国的消费能力，并且在此次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将我国定位为主要消费市场。可以说，此次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国正在经历供应链转出以及需求链国内外竞争加剧的过程。

在这种变化背景下，美国既有召回制造业、缩短供应链的需求，也有将供应链围绕中国、布局在东南亚国家的需求，这会导致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发生变化。中国将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市场”转变，美国能否从“世界市场”向“美国制造”转变，需要特朗普在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与其新的贸易投资政策中寻找到平衡点。

特朗普目前所发布的新的贸易与投资政策转变，无论是退出TPP、撤消NAFTA，还是寻求新的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都是基于“夺回并留住制造业岗位”这个出发点，特朗普会对其本土公司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或者政策上的倾斜，这对美国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将产生快速而强烈的影响，同时，对中国加入TPP也是一个契机。TPP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还包含着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贸易规则、投资政策方面的博弈，是各经济体追求国际话语权、制定国际标准的重要载体。所以，结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顺应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浪潮；结合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积极参与并适时推进TPP的启动，可能是继续加强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一步。